随着祖国愈加强盛，有关民族情怀、国民品牌的话题也渐渐占据大众讨论榜，慢慢的变多的中国人开始关注“中国制造”、购买“中国产品”，希望“中国品牌”能够走出华夏，走向世界，一展属于中国的“强劲”势头。
但却鲜少有人知晓，早在建国之初，周总理就是坚定的“中国品牌拥护者”，他戴国产手表、关注国产汽车，将国产事物列入“国礼”礼单、赠送给外国元首。
1958年，中国一汽厂响应国家领导人希冀乘坐“自己制造”的小轿车的号召，开始研发东风牌小轿车。
但由于美国全方面实行对中国的经济贸易封锁，导致一汽无法“拿”到更先进的研究案例，工作进展陷入困境。
周总理得知此事后，毅然“贡献”出他的法国“雷诺”汽车，交由一汽当参考，任由一汽“拆卸”研究。
当年5月，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崭新的一汽东风牌小轿车正式面世。一汽把第一辆轿车加急送到北京，当作献给党组织“八大二次会议”的贺礼。
21日，毛主席在秘书陪同下，亲自坐到轿车中“跑”了两圈，感慨道：“我们中国也有了自己的小轿车！”
可因为东风牌轿车的车型比较紧凑，不符合座驾及国礼用的车需求，所以一汽决心再次研发一款高级轿车。
他们从吉林大学借来一辆高级轿车当作参考，结合周总理的那辆“座驾”，花费33天制造了中国第一辆具有民族特点的高级轿车。彼时的吉林省书记为它命名“红旗”。
1965年春，中央下达命令，要求一汽研制一款有三排座椅的“红旗”轿车，替代领导人正在使用的苏联轿车。
一汽的领导非常苦恼，他们要到哪里再去找一辆更高级的轿车当“范例”呢？无奈之下，一汽厂长王振只得亲自前往首都寻找“机会”。
那时，中国最高级的小轿车当属陈毅正在使用的座驾“本茨600”，它是西德制造，全球仅有428台，深受陈毅喜欢。
王振带着研究小组请求陈毅，让他们近距离看看这辆车。陈毅欣然应允，大方准许王振等人试驾，并把自己的司机李师父派去同王振几人交流。
王振从李师父口中得知，陈毅同样非常期待能有一辆中国制造的小轿车当座驾，奈何彼时中国汽车行业落后，不足以满足领导人的需要。
王振的脸颊瞬间染红，当即找到首都汽车局局长，拜托他从中牵线，帮一汽“借一借”陈毅座驾当研究对象。
此事不知怎么被周总理知道了，他立刻找到陈毅，对他明言道：“你那辆小汽车实在太招摇了，出门多不方便，不如送给一汽当参考，让他们能早日研究出更高级的中国小轿车。”
陈毅也是一位大方爽快的领导，二话没说，直接同意周总理的建议，把“本茨600”无偿赠送给了一汽。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他提前派遣一位官员到北京，向提出3个条件：总统座驾需运送到中国；总统将乘坐专机抵达中国；报道总统出访新闻的转播车也要进入中国。
周总理笑笑，答应了2个条件，即专机直达和转播车随行拍摄，至于总统座驾则一定要使用中国生产的“红旗牌”轿车。
美国官员很惊讶，又碍于中方强硬态度，只得勉强妥协。周总理见事情“定”了下来，立马要求一汽来依照他的意见更改安排给尼克松使用的“5号”红旗车。
为什么总理会提出修改意见？原因很简单，因为重视此事的总理亲自“检查体验”了一下那辆小轿车，挑出了两点毛病：车子的坐垫过于狭窄；车子震动略强。
一汽绞尽脑汁解决两个问题，可周总理还是秉着严谨的态度，临时调换了用车，把自己的“6号”红旗轿车给尼克松使用，他则乘坐“5号”红旗轿车。
在周总理的严格关注下，一汽的小轿车质量和性能慢慢的变好。当有人劝说周总理换下他使用许久的红旗轿车时，总理笑着反问：“我为何需要换？有缺点不能改进吗？如果我一直用下去，那么一汽肯定会尽快改进。”
一汽也确实没有辜负周总理的厚望，即便如今老品牌已经渐渐“消失没落”，但红旗轿车依旧是中国国家级礼宾车。
当然，周总理对“中国制造”的关注可不只汽车一项。正如广大男士的“共同”爱好是车表一样，周总理同样非常在意“中国牌”手表。
建国初期，组织特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从香港置办了手表，周总理的那块产自瑞士，是一块自动表，在当时属高端手表。周总理爱惜地端详一番，叹息道：“咱们中国何时也能生产一块这样的手表啊！”
他的话，宛如一个最美好的希冀，带给中国轻工制造业一股极大鼓舞，让他们更有信心制造“中国产物”。最先“实现”总理愿望的是上海一家手表制造工厂。
那是1961年的某天，正准备到苏联出席会议的周总理忽而听闻“上海手表”面世的消息，特别高兴，立马叫卫士替他以原价9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块“上海表”，认真佩戴到自己的手腕上。
他此一戴，就是10来年时间。1972年，因那块老上海牌手表表面的荧光“失效”，习惯在深夜工作的周总理觉得十分不方便，遂趁着陪同尼克松到上海参观期间，拜托上海的同志帮他把这块表送到上海手表厂修理一下。
不想此事被王洪文知道，他当即叫秘书到手表厂拿了十来块各种各样的新式手表，送到周总理面前请他“挑选”。
周总理当面未发火，等王洪文走了，顿时变了脸色，严肃地批评工作人员：“谁准你们擅自作主的？真是给地方添麻烦。”
1976年1月，周总理病故，那块依然戴在他手腕的上海牌手表被他的保健大夫张佐良悄悄取了下来。
后来，这块陪伴周总理10余年的国产手表被人们好好收藏在陈列柜中，向后人们无声昭示着属于一国总理的清廉作风以及他对中国品牌的认可和期待。
除此外，周总理还曾“置办”过两份别具一格的中国特色国礼赠送美国总统尼克松。
其中之一是中国儿童都很熟悉的大白兔奶糖。它的前身是上海爱皮西糖果厂制作的牛奶糖，因使用米老鼠包装而受到中国民众“质疑”。
1950年我国政府将该厂收为国有厂后，特地将它的外包装图案改成现在人们熟悉的白兔形象。
1959年，中央有关部门指定“大白兔奶糖”为建国10周年庆典上的献礼产品，使得它一下子打响知名度，成为“中国驰名品牌”。
1972年，美国总统先遣代表到上海参加双方会谈。清扫会场的工作人员发现，摆放在美国人桌子上的大白兔奶糖竟然所剩无几。
他们将此事上报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又去调查了美国人居住宾馆中放置的大白兔奶糖的食用情况，得出“美国人似乎很喜欢这种糖果”的结论。
周总理知晓后，决定把“大白兔奶糖”列入国礼单中，赠送给美国总统尼克松。当时负责这批奶糖包装的女工说：“我们一共派了两位女工打包，每人大概几斤左右，都是我们加班加点完成的。”
“对于美国人喜欢我们的糖果、我们的糖果能成为国礼，我们是真的特别高兴。”
其二则是一套书，作者是鲁迅。尼克松访华前，“突发奇想”的周总理打算赠送他一套《鲁迅全集》当作“礼物”。
可由于当时社会风向的问题，《鲁迅全集》被归为“”，无法大规模出版，导致周总理一时间难以找到比较合适的赠送版本。
无奈之下，他只得吩咐工作人员到鲁迅博物馆的库房中翻找到几套库存的纪念版本，并从中挑选出一套较为崭新的书册列入“国礼单”，算是圆了他的心思。
但为何周总理会有这般行为？实际上，周总理赠送外宾《鲁迅全集》的用意正是在于“破除封禁古典文学”的滑稽“习俗”，他希望能用此举告诉中国人，可怕的不是旧小说，而是“旧”思想。
就像在某些人的“习惯性”旧思维中，认定使用“中国制造”是一件“丢脸”的事情一样。
其实这种想法彻头彻尾是错误的，周总理用他的坚持和行动告诉我们，用“国货”、支持“国货”理应是每个中国人一生奉行的原则，是爱国情怀、维护祖国尊严的一种关键体现。
“中国品牌”、“中国制造”需要中国人的支持和拥护，如此才能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
祝愿“中国品牌”的未来，希望它们皆能慢慢的变好、越来越强盛！早日活跃于世界舞台，让全世界“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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