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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乐相马探究之九:选举更优

来源:欧宝体育游戏app    发布时间:2024-09-30 09: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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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选人用人这样的一个问题上,中国的科举(考选)制度比伯乐相马制,是要优越得多的制度。它成为中国古时的第五大发明,对世界文官制度曾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也成为现代社会选人用人的一个重要途径。

  然而,科举(考选)制度有着其自身的缺陷,以及容易滋生舞弊行为。自古至今,考试舞弊案频频发生。例如:

  唐穆宗李恒即位第一年(公元821年)的进士考试,主考官叫钱徽,时任礼部侍郎,在选录进士时,以权谋私,搞圈子,闹宗派。所选大多为当朝权贵之私人,这中间还包括前宰相裴度之子裴譔、刑部侍郎郑覃之弟郑郎、监察御史李宗闵之婿苏巢等人。这些人门第虽高,却无真才实学。因此在朝臣与应考的仕子中引起了强烈不满,掀起了一场轩然。发难者是西川节度使段文昌,他认为考试有弊,就给唐穆宗连上奏章,要求否决此次考试结果,重新进行科考。

  皇帝下诏否决了此次科考结果,命令中书舍人王起与知制诰白居易为主考官,主持复试。二人接受了教训,坚持为国选贤举能,重考的结果,除裴譔因照顾前宰相裴度而及第外,其他十三名当朝权贵的子弟亲戚皆因成绩不佳而落选,纠正了这一次徇私舞弊所造成的恶果。

  南宋初年,宰相秦桧独揽朝政,奸诈毒辣,在科场上也是一手遮天,他的子孙亲朋,在其权势的庇护下及第登榜,朝野上下一片怨声。

  秦桧在绍兴十二年进士考试中,利用职权命令主考官将自己不学无术的儿子秦喜定为第二名;绍兴二十三年朝廷举行“锁厅试”时,因主考官陈之茂没有按他的要求把他孙子秦埙定为第一,而遭到秦桧的迫害;甚至在殿试时,因为宋高宗亲自审阅,钦定著名的词人、书法家张孝祥为状元,把秦埙降为第三名,这让秦桧很是恼怒,后制造借口把张孝祥打入监狱。

  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甲辰科会试主考官张潮刚进贡院即病故,副主考官江汝壁主持试事。江串通考官沈坤、彭凤、欧阳、高节等人,徇私舞弊,录取了首席大学士(少傅衔)翟銮的两个儿子翟汝孝、翟汝俭。经殿试,翟汝孝位列一甲第三名。事后,有人举报翟氏兄弟去年一起通过乡试,今年又一起通过会试,大有蹊跷。嘉靖帝当即派部院调查处理,不许袒护。

  经审,乡试时正副主考秦鸣夏、浦应麒为讨好翟銮而录其二子;会试时副主考江汝壁等又有意把翟氏兄弟,及其受业师崔奇勋,翟汝俭的同学兼亲家焦清等四人的座位安排在一起。考官欧阳曾为翟氏兄弟的老师,佯作避嫌,不阅他们的试卷,暗地里却帮忙辨认字迹。同考官中,彭凤录取翟氏兄弟及崔奇勋,沈坤录取陆炜,高节录取江一中。此外,高节通过校尉张岳受贿五百两银,录取彭谦。

  嘉靖帝大怒,将翟銮及其二子、崔奇勋、焦清、彭凤、欧阳削职为民。江汝壁及秦鸣夏、浦应麒无受贿情节,各杖六十,革职闲住。沈坤及陆炜、江一中未见贿赂罪行,情节较轻,留用供职。高节、张岳二人有受贿罪行,发配充军,彭谦则削职为民。负责会试纠察的监察御史王珩、沈越失职,各降一级,调任地方官。

  清顺治十四年乡试科场中,正考官曹本荣,副考官宋之绳,同考官李振邺、张我朴等人或欲结权贵,或贪财纳贿,竟公然在考场内互相翻阅试卷,照事先拟好的名单决定取舍。发榜后,众人不服,考生集体到文庙去哭庙。

  顺治帝令都察院会审后,龙颜震怒,立即给吏部、都察院等衙门下了一道措辞强硬的御旨:贪赃枉法实乃科场中的最大犯罪,场闱分明是考取国家人才的重要场所,岂能容忍乱臣贼子为所欲为?于是下旨,将相关受贿官员立斩,抄没家产,家属流放。

  清康熙年间,秀才伍思贤是江南的一名才子,为实现自身的抱负,与丁而戟、卓尚德、高珅四位同窗好友结拜为义兄弟,一并参加了三年一度的江南乡试,本以为登科十拿九稳,却万没想到竟会名落孙山,而中了第一的解元佟裕贵曾在科场作弊时被伍思贤看到,帮他作弊的是副主考赵晋。其他几位高中都大都是富商之子,他们资质平庸,却高中于榜首。不平则鸣,于是落榜学子们将财神抬进了贡院,并将贡院二字改成“卖院”,一时江南大哗!

  这场江南的科场舞弊案审了两年,经过康熙皇帝亲自审理才算告破,居然朝廷的要员惧怕贪官污吏,使黑白颠倒,忠良含冤。康熙大声疾呼:你们不伸张正义朕来伸张。于是下旨将所有作弊人员一律依法处决,总督噶礼犯有舞弊罪,当即革职,流放于西北;明珠虽未涉案,但其妻受贿,取消一品诰命妇人封号。巡抚张伯行对国家忠心赤胆,一身正气,继续留任,将来再行升赏;还给伍思贤解元的功名。并命刑部颁文通告全国。一场审了两年的科场舞弊案,历经三起三落,牵动朝廷的几百名达官贵人,终于结束了。

  清朝雍正年间,俞鸿图担任湖北乡试主考官。按规定主考官是不准带家属的,但死了老婆的俞鸿图刚娶的年轻媳妇林氏水性杨花,施展媚术留在俞鸿图身边。俞鸿图有天酒醉在林氏面前泄题,中了林氏的圈套。泄露的考题被林氏和情夫高价售出,事情败露,雍正皇帝闻之勃然大怒,下令将俞鸿图就地腰斩,以正视听。被杀的主考官俞鸿图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被腰斩的人。

  清咸丰八年九月,在顺天乡试中,因戏子平龄“朱墨不符”中了第7名而引发的“高考”舞弊案,共有91人受到处罚,其中5人处斩,3人充军。牵涉之广,绝无仅有;官职之大,也是历史之最。于菜市口开刀问斩的主考官柏葰是清朝一品大员、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位居宰相,官至人臣极鼎。但按照清朝的法律,咸丰也只能挥泪斩柏葰。“朱墨不符”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时的两套卷子,一套是考生本人在场内用墨笔缮写的答卷。为避免考官认识考生的笔迹徇私作弊,再由誊录人用朱笔将应试人的原卷誊抄一遍交给考官批阅。为平龄作弊的当事人就是在这个环节上做了手脚,以致把主考官柏葰牵连进去,丢了性命。

  2004年河南省发生高考舞弊案,河南省濮阳县三中考点田春生、肖付印等7人经事先预谋在高考期间利用手机为考生提供考试信息,并收取考生好处费。7名直接参与作案的人员已被刑事拘留。对违规作弊的考生按国家相关规定已经予以处理,河南省教育行政部门决定:取消濮阳县三中今明两年承办国家教育考试的资格。

  在濮阳县高考违规作弊事件中,11名负有领导责任的领导干部受到了党纪政纪的严肃处理。其中,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濮阳县教育部门原3名主要领导被撤销党内外职务;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濮阳县原党政分管领导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并被责令辞去现任职务;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原濮阳市教育部门3名主要负责人受到政纪处分,并被免去其现任职务;派驻濮阳县三中考点的巡视组组长被给予行政处分。

  2008年甘肃省发生高考舞弊案,甘肃省天水市六中教师蒋鑫因卷入高考事件被刑拘,天水市麦积区政府有关部门作出了一项决定:天水市麦积区第三职业高级中学的3名校长因涉嫌与“天水疑案”有关,被停职检查。另一名涉案的天水市第六中学校长刘彦博 “离职”。在天水高考事件中,考生都来自阳谷县第一中学,并且由一名老师带队。

  2009年湖南新化高考舞弊案,这个舞弊团伙的操作者是新化籍的刘平、刘武两兄弟,他们都是在校大学生。他们制作了一份完整的项目策划书。刘平、刘武两兄弟完全将高考舞弊当成一个商业项目:招揽生源、购买设备、窃取试题、组织答题、选取传送点、传送答案、收取费用,每一步每一个小细节都安排了专人负责,最后这一团伙达到19人。

  整个“项目”周密程度显示了刘平、刘武较高的组织策划能力。为了“工作需要”,他们甚至购买了一辆汽车。警方现场查获赃款50万元。

  刘平、刘武的作弊手段都是从网上查找资料得来,利用互联网联系厂家。刚开始,他们从厂家订货做了一个背心,将材放在背心里,但试验后发现无法通过检查,最后才选定了最有效的骨感传感器。这一骨感传感器放在牙齿里面,躲过了金属探测器,可谓“武装到牙齿”。

  新化一中老师陈三清也是该舞弊案的核心人物,2009年4月份的一天,陈三清联系了刘武,想通过舞弊帮助参加高考的儿子提高高考成绩,并两次预付刘武8000元作弊费用,其间,陈三清参加了刘武等人组织的考前培训,并答应解答历史题目,此后,在刘平、刘武团伙舞弊期间,陈三清在家中提供了历史答案。“陈三清一共购买了100套材,卖给学生每套2万元,此外,每科答案信息还收取数千元的费用。”

  该案涉及的作弊考生按语文5000元、数学6000元、文综5000元、英语4000元的标准支付作弊费用,除了定金外,每门考试前将余款打入账户。考试舞弊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从生产销售材到卖试题、卖答案,形成一条龙的产业链条。(《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3月11)

  倘若,要杜绝科举(考选)制的弊病:一是要逐步完善考试制度,堵塞所存在的漏洞;二是将选人用人的机制更广地在人民的认可和监督之下——选举制。

  一提到选举制,我们就会联想到这是西方的选人用人的方式,其实,选举制并不是西方发明的专利,它是人们在管理学中研究出来的一个科学成果。选举制既然是人们在管理学中探索出来的一个科学成果,它就是世界人们共同智慧的结晶。它不从属西方或谁的专利,它应为世界所有民族或国家所共有和使用。选举制比起相马制、赛马(考选)制更具科学性和民主性,既能体现选人用人的科学性,又能够完全满足社会各个阶层对选人用人的民主性。

  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的选举制,它将是世界选人用人的一种趋势,也将成为中国未来选人用人的主流模式。

  从官员的产生来讲,“伯乐相马”式的举荐制依托的是伯乐,科举(考选)制度依托的是个人考试成绩,而选举制依托的是人民群众根据他考核的成绩和个人的综合素养,这显然要比前面两种制度更科学和更民主。

  从官员的感情倾向来讲,第一种“伯乐相马”式情况下,产生的官员更多的是感激个人,在此条件下可能会产生的是一个公权私用的人身依附观念。第二种科举(考选)制情况下,产生的官员更多的是感激自我才能,在此条件下可能会产生的是一种见物不见人,或是说轻视他人的观念。第三种选举制情况下,产生的官员更多的是感激人民群众,在此条件下可能会产生的是尊重人民群众的公仆观念。

  在一个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社会中,官员的价值取向也是多元的。如果把选举制作为选人用人的主流方式,久而久之,那么尊重人民群众的公仆观念一定会变成官场的主流价值取向,这样以人为本就成为必然。 因此,选举制、科举(考选)制和“伯乐相马”制在选人用人上谁优谁劣?那就显而易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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