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中国宏观调控路径正经历从凯恩斯主义到供给学派的嬗变，面对四万亿强刺激政策冷却后的一系列后遗症，尤其是需求端发力过猛滋生的产能过剩、货币超发、杆杠高企，经济提高速度持续下行，滞胀风险不断加大，改革必须转向供给端发力。与之同步，银行业的十载狂欢盛宴也渐曲终人散，享受过高光时刻的银行业开始走出一条难以回头的下降曲线年以来GDP和银行业增速
2015-2018年，决策层全面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改变供给数量和质量出发，力求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尤其是“黑色经济”产业链的严重产能过剩问题；2019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成效后，又启动金融供给侧改革，旨在全方面提升金融供给质量，为实体经济走出低谷和转型升级提供强力金融支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供给端改革的整体设计，金融供给是经济供给的重要一环，金融供给侧改革本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期，金融业主要是服务“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当然自身也在降杠杆，后期改革重点转向“三大攻坚战”，其中防风险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整治金融乱象。
另一方面，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金融供给侧改革，是改革路径的聚焦和深化。基于金融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金融供给对于整体经济供给的质量提升具备极其重大引领、支撑作用，金融供给侧作为一个改革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被单独提出。同时，对金融业的聚焦点从化解存量风险转向提升供给质量，通过优化金融体系、融资体系和利率体系，提升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新经济、新业态的能力，更看重在转型发展中化解存量风险。可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旧经济”的救赎，而金融供给侧改革则是对“新动能”的拥抱，是面对长期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骏马”变“驽马”的无奈，力图引领中国经济转入“第二增长曲线”，金融业则在这一轮改革路线演进中从幕后走上了前台。
历时三年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方面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尤其在去产能领域取得了突出成效。
1、去产能。通过以环保限产、关闭低效中小企业为主的强力去产能和兼并重组，钢铁、煤炭、有色、水泥、电力等典型的“两高一剩”行业逐步实现了产能出清和价值回归，全行业从全面亏损到大幅盈利，产能利用率和行业集中度得到一定效果提高。以钢铁为例，2018年，全行业生铁、钢和钢材产量分别为7.71亿吨、9.28亿吨和11.06亿吨，同比分别增加3.0%、6.6%和8.5%，钢铁企业主营收入7.65万亿元，同比增长13.8%，实现利润4704亿元，同比增长39.3%，其中大中型企业总利润2863亿元，同比增长61%。
2、降杠杆。监管部门在金融业资产端和负债端同时做减法，通过提高货币市场利率和提升金融机构负债端成本，并在资产端推实行MPA考核体系，高频高压检查整治金融乱象，重点是推出资管新规重拳打击银行同业业务、表外业务和影子银行，稳步推进脱虚向实和打破刚兑，市场一度出现负债荒+资产荒的局面。我国宏观杠杆率实现大大降低，金融体系风险得到某些特定的程度缓释，银行业的资产、利润增速继续快速下行，传统银行赖以生存的规模扩张、表外扩张和监管套利模式走到了尽头。
三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无法在极短的时间内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1、钢铁、煤炭等传统行业实现了利润回升，但实质是利润向头部企业的腾挪和集中，这一些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未得到明显提升，在经历了最初的利润狂欢后，其增长态势恐难持续；
3、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仍然偏弱，其融资结构、产品服务、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和体系结构无法与企业现状实现有效对接，流动性泛滥与结构性信用紧缩同时存在，从宽货币到宽信用的传导路径面临诸多堵点。尤其是一刀切的降杠杆模式，让地方平台和房地产业杠杆水平大大降低的同时，误伤了一大批原本就嗷嗷待哺的中小微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全面去杠杆亟需转换为结构化去杠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供给侧改革：是从全面布局到重点突破，从全面去杠杆到结构性去杠杆，从救赎旧经济到培育新金融，重点是提高金融供给质量，提升金融配置效率，让金融业不再是依附于实体经济之上的吸血食利阶层，转而成为牵引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强劲引擎。
主要是第二产业中的大中型企业，从过去的两高一剩行业转向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机器人、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生产业，这些都是中国制造2025年规划中的重要行业，亦是科创板的主要服务对象，长期以来在这些领域过度依赖国外进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此类行业具有知识密集和资本密集、研发投入大、盈利周期长等特征，传统金融服务难以满足其需求，我们国家资本市场的承接能力又很有限；
如何通过金融供给侧改革，推动金融业内在运行逻辑的演变，实现金融产品服务与实体经济需求的无缝对接，为上述三类企业提供高效率、可触达、可承受的金融服务，是当前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其中的关键一环，就是要改变金融供给的数量和质量结构，在作为金融业主导的银行体系中实施去产能和打破刚兑，彻底终结银行业的无风险套利模式，通过兼并、重组和破产淘汰一部分无效金融供给和高风险市场主体，倒逼银行业降低融资成本、提升服务能力，特别是要打通从宽货币到宽信用、从间接融资到直接融资的“任督二脉”，构建起创新、高效、优良的银行服务体系。
在过去的数年中，中国银行业反复上演“西西弗的神话”，一次次濒临打破刚兑的边缘，又一次次滚石上山，游戏似乎永无休止，直到2019年5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宣布对BS银行实行接管，巨石在这一刻停止了滚动。
无疑，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被普遍认为是打破同业刚兑，金融供给侧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开启。在此之前，刚兑打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从长期“光打雷不下雨”到打响破除刚兑第一枪，从P2P到理财、资管再到信托，进而抵达非常关键的银行同业市场。
当然，对于BS事件是否意味着真正打破了刚兑，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刚兑没有最终打破，央行宣布对5000万以上的大额债权先期保障比例不低于80%、同业不低于70%，不再100%兑现，但后来对公债权人实际将获得全额保障的比例接近100%，远远超出存款保险制度的范畴。但BS事件的终极意义不在这一次是否完全彻底地打破刚兑，而是打破了业界对于“隐性刚兑”的心理预期，金融市场也因此出现了明显分化迹象，这就意味着裂变已经产生。
虽然事发突然，但对BS事件的处置整体是积极且稳妥的，既释放出打破刚兑的明确信号，又不一撸到底，实施渐进策略，给予市场参与者，尤其是给处在风口浪尖的众多中小银行和非银机构给足够的流动性变现、主动缩表和风险出清的窗口期，且有利于风险可控原则下推动改革深化和利率并轨。此后，打破刚兑进程并未停滞，工行、信达、长城战略重组锦州银行，中央汇金战略入股恒丰银行，8月份央行宣布优化LPR的形成机制并进行了首次报价，监管打出了一套凌厉的组合拳。
但对于那些被这一轮打破刚兑风暴刮得东倒西歪，或许至今还没缓过神的中小银行而言，不管是否做好准备，残酷的现实已经袒露在面前：
2018年，麦肯锡提出“未来三年很多城商行、农商行将被并购”，不少人还认为是杞人忧天，但现实远比预想来得直接和残酷。从世界银行业发展史看，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过程必然伴随着银行体系的重构和中小银行的批量去产能，中国银行业也恐难例外，BS事件已经说明了一切。从短期来看，虽然“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基于对冲击波效应的担忧，这出大戏的进度应该不会太快，完全基于市场自主选择的兼并收购浪潮难以迅速到来。最可能的方式是，近一两年仍然是监管部门主导下的接管和重组模式，而非直接兼并和收购，给予市场一个充分的风险缓释期，也给予中小银行主动缩表、降低风险的自我救赎期。或者进一步来说，这个时期是有可能参与收购兼并的头部中小银行的资金、人才和能力的储备期，也是可能被收购的中小银行盘清家底、争取卖个好价钱的“整形”期。
可以想见，对于曾经都是锦衣玉食的银行来说，无论大小，几乎没有谁愿意被收购兼并，它们都想抓住风暴降临前的最后机会逃离。事实上，在过去的数年里，城商行、农商行主动缩表的情况并不罕见，包括一些资产规模较大的城商行一度都陷入资产同比下降、利润大幅下滑的窘境之中。不过那只是应对阶段性信用危机的临时举措，在通过短期缩表、引进战投等实现资产负债表的自我修复后，这些银行重又步入扩张轨道。但今时不同往日，增长停滞甚至主动缩表可能成为中小银行一种普遍性、长期性状况，只有极少数竞争能力强、经营效率高、资产质量好、信息披露充分的中小银行才能享受信用溢价，保持扩张态势，不过步伐也将大幅放缓（在不进行兼并收购的情况下）。
2019年一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较上年末出现小幅下降，核心一级资本补充压力更为突出。由于2018年以来加快贷款投放力度、表外业务回表提升了银行业资本补充压力，头部中小银行则因可能被认定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也压力陡增。打破刚兑会进一步加大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难度，对非上市中小银行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对此，监管部门于2019年7月19日下发了《关于商业银行发行优先股补充一级资本的指导意见（修订）》，放宽了对于非上市银行（主要是中小银行）通过发行优先股补充其他一级资本的限制。这将一定程度上缓解压力，但对于那些潜在风险较大的中小银行而言，优先股能否顺利发行本身也是问题。打破刚兑背景下利润空间进一步收窄、经营风险的快速放大会让很多投资者望而却步，地方政府支持中小银行继续做大做强的动机也会减弱。失去资本补充这一源头活水，大部分中小银行的扩张自然就难以为继。
实际上，从全球商业史和银行史来看，缩表与扩张一样，亦是一种常态。长期来看银行业规模会持续扩张，但由于经济和行业的周期性，在某些时段会处在低增长乃至收缩的状态。在遭遇周期性、行业性或者个体危机时迅速收缩，减少业务线、经营区域乃至裁员，切割和隔离风险，都是应对危机的常规操作，这也是很多欧美企业相对“基业长青”的要义之一。
前不久德意志银行宣布进行大规模的重组裁员，退出全球股票交易业务以及调整利率产品相关业务；汇丰银行在过去十年中资产规模一直停滞，退出了很多增长乏力的区域和业务，业务覆盖从88个国家缩减到接近60个，业务范围缩减近80项，将资源集中到盈利能力最强、风险最可控的地区和业务上，保证了平稳过渡。我国银行业没有经历过完整的经济周期，习惯了大干快上、高歌猛进，无法以平常心看待银行业步入低增长乃至收缩的平庸时代，甚至视平庸为一种“恶”。这需要厘清认识、平衡心态，跳出逆周期操作的怪圈，股东、投资者和地方政府都不应对处在经济周期底部的银行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和要求。
BS事件发生后，央行宣布对其各类债权不再实行100%兑现，基于对银行间市场不同主体的信用状况及整体风险的判断，流动性供给出现分化，优秀信用主体得到热捧，而信用状况不佳的主体主要是中小银行则被市场嫌弃，流动性向大中型银行等优质信用主体集中。从同业存款市场情况来看，截至8月26日，国有行、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3个月期同业存单发行利率分别为2.75%、2.79%、3.35%、3.22%，分别比上个月增加19BP、16BP、34BP、31BP，比包上银行被接管前分别-8BP、-15BP、+27BP、+11BP，信用分层迹象明显。
虽然在央妈力挽狂澜下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目前保持整体稳定，但不同等级信用主体的同业存单发行成功率和利率水平出现明显差异，发行规模同比呈现小幅萎缩态势。这一状况会随着时间推移加剧，流动性分层与信用分层之间的交互演变路径正逐步形成，二者出现明显同频共振，并由银行间市场逐步向债券市场、信贷市场扩散。当前，市场正在对中小银行的信用状况进行全面重新评估，那些同业和投资资产占比较高、资产负债结构不够合理、潜在风险较大的中小银行，其在银行间市场的信用评级和同业存单发行成功率会同步降低，这一趋势短期内内难以逆转。
中小银行的分层、分化可以说一直存在，先前主要基于核心一级资本、资产规模和经营区域等指标，无论大小强弱实质上都享有几无差别的隐性刚兑。但在同业刚兑打破，中小银行必须主要依靠自身资本金承担风险损失的情况下，行业分层的逻辑悄然发生变化。资产规模等不再是决定一家银行信用状况、估值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市场转而关注其整体风险状况、资产负债结构和核心竞争能力，据此作出信用评估并匹配流动性水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银行人长期忠贞不渝的规模信仰正在一点点灰飞烟灭。
可以大胆推测，从流动性分层、信用分层到行业分层，围绕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整体目标，未来三到五年中小银行将呈现整体增速放缓和两级分化加速的状况，从“扩张——收缩”视角将呈现为四个发展维度：
：竞争优势突出、资负结构优良、整体风险较低、流动性充裕、规模较大（5000亿以上）。当前中小银行正步入存量博弈阶段，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在大型银行之外，未来只有少数最优秀的中小银行才能享受流动性和信用溢价，保持较快扩张态势，且扩张路径将发生改变。今后内生增长提供的增量将相对有限，资产扩张主要源自兼并收购和混业经营，这与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方向高度一致。在监管政策放开的前提下，头部中小银行可能通过收购兼并承接部分落后产能加快跨区域发展，甚至不排除将来成为全国性的商业银行；同时通过获批设立理财、基金、证券等子公司进一步完善金融牌照，打造混业金控集团，提升对长期资金市场和直接融资市场的服务能力，目前有数家城商行已经初具混业经营格局。今后一段时间，通过观察银保监会发放理财子公司牌照的速度和数量，基本可以预判监管层对于中小银行经营分化、分层监管的基本态度。
：具备一定竞争能力、资负结构合理、风险整体可控、流动性基本充足、中等规模（2000-5000亿）。这类中小银行没有面临突出的流动性或信用风险，资产负债和业务结构也相对合理，在区域市场具备一定竞争能力，其综合实力既难进入能够兼并收购和混业经营的强者行列，但也不存在快速收缩风险，将保持一定增速或维持规模稳定，立足于优化业务结构、资产负债结构和盈利结构，全面提升在区域和细分市场的竞争能力，主要在零售、中小微企业等传统业务领域进行深耕。
：业务同质化、资负结构失衡、风险较大、流动性紧张、规模较小（2000亿以下）。资产规模2000亿以下的城商行、农商行中，有相当一部分处在这种状态，长期的同质化发展和粗放式管理，缺乏发展特色和竞争优势，同时由于经营不审慎、管理不到位以及公司治理流于形式，累计了较大的不良风险，流动性压力也持续加剧，资本补充难度不小。面对突如其来的打破刚兑，为了应对可能的流动性危机，大概率要降低发展增速乃至负增长，实施主动缩表，出售部分高流动性资产，降低杠杆水平，力争使自身风险处在可控范围。
：结构严重失衡、风险高企、流动性脆弱、公司治理混乱、规模偏小。极少数此类银行事实上早已陷入深重困境之中，千疮百孔、危如累卵，刚兑的打破则让危机的爆发如箭在弦。截至2018年底，有数家农商行、城商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和资本充足率已降至极低水平，且有个别农商行的这两项指标均为负数，更多的中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相继逼近监管红线。基于此类中小银行重回正轨的高难度和要付出的巨大成本，未来可能采取监管指导和市场化处置相结合的方式，逐步稳妥地推进这部分中小银行兼并重组，尽量避免以破产方式冲击市场稳定。
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分类虽然考虑了规模因素并略作区分，但只是针对一般情况而言。事实已经证明，规模较大的中小银行也一样会风险高企、陷入整合泥潭，在某些方面可能更甚。规模优势已并非银行长治久安、抵御风险的护身铠甲，虽然在面对小型风险事件时容错率更高、腾挪空间更大，一旦出现全局性风险，风险大小却与资产规模成正比。
根据媒体报道，近日央行指出要“分类施策处置中小银行风险”，“要压实金融机构自救的主体责任、地方政府的风险处置属地责任和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从中依稀可以看出央行所描绘的风险处置路线图，首先是稳步控制去产能的节奏，给与风险较大的中小银行通过缩表等方式自救的机会和时间；如果在缓冲期内无法有效自救且风险较大的中小银行，监管部门将与地方政府联合采取措施，通过改革重组等方式进行处置；情况更糟糕的，也不排除可能按照市场化方式进行破产。当然，人民银行在2019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已经明确指出，“坚持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多兼并少破产”。当然，少破产不代表不破产，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具体到重组大抵有两种方式：对于规模较大者，很可能继续参照BS、锦州模式，监管部门牵头主导，大型银行或接管或战略性重组，以国家信用进行背书，保持其独立运营，不排除“改旗易帜”；规模较小者数量较多，国家无力也没有必要一一救助，未来可能基于地域原则，由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或者实力较强的区域性银行进行并购，以实现对局部风险和社会影响的有效化解。
为什么说在这一过程中，头部中小银行可能会有兼并收购的机会，一是《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同一投资人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作为主要股东入股商业银行的数量不得超过 2 家,或控制商业银行的数量不得超过1 家”；二是大型银行全国布局已经完成、规模足够大，小银行无法给其带来价值增量，前期对BS、锦州的接管和重组更多有政治任务的意味；三是在央行强调要压实“地方政府的风险处置属地责任”，地方政府大概率会采取由具备实力的地方金融机构尤其是地方银行牵头整合的方式。
笔者之前论述了在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流动性分层、信用分层、行业分层连续演进与利率市场化再次加速的联合逼宫之下，叠加近年监管部门对分层监管政策的探索实践，从市场和监管两个维度加速了银行体系的分层。就行业分层换一个角度来看，其本质是对中小银行能力圈的全面重新评估，核心是风控能力和资产负债管理能力，而能力圈大小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小银行的发展可能性。
1、行业分层的本质是依据中小银行的“能力圈”重新确定发展增速、经营范围和风险偏好，通俗来说就是“有多少能力吃多少饭”，有多大能力就承担多大风险，过去中小银行基于隐形刚兑做了很多自己没能力做、不应该做的业务，累计了巨大的风险。
6、谁来评估中小银行的能力圈？目前来说尚未建立评估体系，以前更多以核心一级资本和资产规模作为评价标准，但近年来中小银行的各利益相关方正以差异化的方式作出评价，打破刚兑后这一评估方式还会发生巨大变化，并直接影响中小银行的经营管理。从市场来说，以流动性分层和信用分层的方式作出评价；从监管来说，以市场准入、牌照审批、监管评级等方式作出评价，中国银行业协会现在所在施行的“商业银行稳健发展能力‘陀螺’评价”体系，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商业银行“能力圈”的评估；客户以所愿意放在银行的存款、资产规模的大小作出评价；银行自身则以确立的发展战略、指标增速、风险偏好作出评价。
在对“能力圈”理性、客观的它评、自评的基础上，银行要能够认识自我、回归本源，各归其位、各安其事，尤其是中小银行要依据自身能力圈重新确定发展速度、业务范围、目标客群和风险偏好，只有回到自身能力所及的领域才能保持稳健发展和风险可控，从整个行业来看就是能够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的金融机构体系。2019年1月，银保监会下发了《关于推进农业商业银行坚守定位 强化治理 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意见》，明确要求农村商业银行原则上“机构不出县、业务不跨县”，应专注服务本地，下沉服务中心，当年新增可贷资金应主要用于当地。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不排除随着行业分化后中小银行的风险放大，监管指导性意见变成政策硬约束。
前面基于打破刚兑后对中小银行分层的影响，从规模“扩张”、“收缩”的维度将中小银行分为“扩张型”、“稳健型”、“收缩型”、“整合性”四种趋向；在能力圈评估的基础上，进而金融供给侧改革方向和行业分层趋势，可以基于业务“混业”以及“专业”的维度将中小银行区分为“混业型”、“区域型（综合型）、“专业型”、“社区型”四种不同发展方向。
这是未来头部中小银行的发展方向。从金融供给侧的改革目标来看，要改变我国严重失衡的金融市场结构，提升对新经济、新业态的服务能力，必须要发展新金融。我个人理解新金融的主要特征是混业和专业，混业主要对接资本市场，打通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阻隔，解决金融市场结构失衡、无法服务新经济、新业态的问题；专业主要对接中小微企业，通过在分层级、分行业以创新手段提供金融服务，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未来三到五年，中小银行中的佼佼者将有机会在监管政策的引导下，相继设立理财、基金、金融租赁、消费金融乃至证券等子公司，构建混业经营格局，打造金控集团，通过多行业、多条线和多产品的协调联动，为企业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全价值链的一站式金融服务，为个人和家庭客户提供综合金融解决方案。目前北京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江苏银行、上海银行等数家头部中小银行已初具混业经营形态，未来几年或许还有若干当前资产规模在五千亿以上的城商行进入这一阵营。作为领先，其主要业务有三大板块，除了当前经常提及的零售业务、中小微业务，相对忽视但成长空间巨大的是具有混业特征的资产管理、财富管理、投资银行等业务。
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大幅提升直接融资的占比。当前美国金融业直接融资占比超过80%，我国直接融资占比不到20%，即便只是达到国际平均水平的50%，也有非常巨大的增长空间。当前决策层正全力推动直接融资市场发展，一是资本市场扩容，加大优秀企业上市的速度和力度，IPO提速和设立科创板，以及后续可能推出的注册制；二是支持券商、基金做大做强，尤其是要打造像高盛、摩根斯坦利那样的国际化大型投行；三是加快银行业转型，通过混业经营对接直接融资市场，推动部分信贷资本转化为权益资本，这是最重要的一环。正如在前面提到的，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规模较小、实力较弱，依靠券商、基金、风投等行业的内生增长无疑进展不够快，但通过加快银行体系重构和机制体制创新，畅通从货币释放向银行存款再向直接融资市场流动的通道，让具备条件和实力的银行包括部分中小银行深度参与直接融资业务，无疑将大大加快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进程。
银行最基本职能之一就是资金中介，过去主要是间接融资中介，今后将更多成为直接融资的中介，这方面基于我国银行业的体量、规模、网点数和客户数，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反过来说，如果作为金融业龙头的银行体系不发生变革，金融供给侧改革就难以取得成功。实际上，从前几年试点的投贷联动到资产新规出台下的净值化转型，再到当前允许发起设立理财子公司，都是围绕这一目标的步步为营。当然，目标明确过程则大抵渐进，因为传统银行的经营模式、风险偏好和专业能力提升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冒然快速放开会带来较大风险。监管对此也是持审慎态度，比如说投贷联动多年来放开试点的银行仅寥寥几家，在理财子公司的审批上也相对审慎。
中小银行面对零售转型和服务实体的转型挑战，为百姓提供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方式，尤其要对接资本市场参与直接融资，资产管理、财富管理是主要通道，理财子公司则是不可或缺的通行证。这两年通过实施资管新规，推动理财净值化转型，在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领域全面打破刚兑，为有效对接资本市场、重塑大资管业务格局扫清了道路。理财子公司类似于“公募+私募+信托”的超级牌照，又依托银行强大的理财规模、销售网络和客群基础，将成为大资管市场的头号玩家。
结合金融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来看，银行系理财子公司肩负两大使命，一是从根本上解决资金体外循环空转问题，为存款、理财资金进入金融市场和直接融资市场畅通渠道，为新经济、科创企业等发展提供持续资金支持；二是适应全民财富管理意识觉醒和多元化资产配置要求，通过打破刚兑提升财富管理意识和风控能力，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推动企业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等业务的发展。从目前趋势来看，可能只有少数中小银行能够获批设立理财子公司，因为理财子公司对中小银行的投研能力、产品创新能力、销售能力和风控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大部分中小银行能力并不匹配，未来要么作为代销渠道存在，要么干脆退出资产管理业务回归存贷款主业。
中小银行要提升服务资本市场的能力，除了理财子公司外，投行业务是重要的切入点。当前，银行体系内的投行业务还处在发展初期，仅作为信贷业务的补充，以债券承销、项目融资、股票质押等业务为主，真正要求技术含量和专业要求的收购兼并、股权融资、财务顾问、资产证券化、PE综合服务与类直投等才刚刚起步，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随着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深入，要打通间接融资到直接融资，投行业务将在银行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中小银行需要以投行思维来做信贷，另一方面要提升对接资本市场的专业服务水平、行业研究能力和全面风控能力。
当前由于政策限制，银行还不能直接持有内地券商牌照，仅有少数银行通过“曲线救国”方式间接持有，混业经营效应不明显，服务资本市场能力受限。但作为提升混业经营效率的关键一环，将来不排除允许银行直接持有内地券商牌照或者发起设立券商子公司，这将极大发挥混业协同效应，极大拓展银行投行业务的发展空间，对我行融资结构的优化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当然，具体实现模式难以判断，或者是允许设立券商或投行子公司，或者参考德国全能银行模式，在银行内部实现传统银行与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并立，将投资银行作为一个部门和版块来经营。
此类银行基本完成了省内布局，未来发展将具备几方面特征，一是随着规模效应向头部银行集中，规模增长空间很有限；二是经营区域将受到严格限制；二是业务经营将回归本源和传统存贷款业务，基于牌照资源的稀缺性，很难参与直接融资市场和权益投资，投资业务规模也会持续萎缩，主要在传统业务领域进行深耕，提升在细分市场的竞争能力。后续将重点拓展以下三类业务：
我国中小微企业的队伍庞大，超过7500万家是市场主体，其中大部分难以获得传统金融服务，也无法对接直接融资市场，它们将是今后区域性银行要着力服务的对象。这类中小微企业通常难以被大银行和互联网巨头的纯线上批量化授信所覆盖，更多要通过线上+线下、数据化+熟人社会的方式去拓展；加快对区域市场跨区域特征不明显的产业链、供应链的持续深耕，构建起较为完善的链式金融模式；积极探索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模式，在部分行业形成自身竞争护城河。
零售客户正在逐渐分层，无法设立理财子公司的区域性银行子在零售业务发展将受到很大限制，将来能够服务的主要是中低端零售客户以及部分高端客户，并通过代销理财满足客户需求；在区域上要深入县域和农村与邮储银行、农商行、农信社展开竞争，大力拓展消费信贷和小额信贷，随着银行业分化的加剧，农村地区市场主体可能重新洗牌，区域性银行可以承接相关业务和资源；要针对大中型银行展开差异化竞争，尤其要在提升客户体验、提供有温度的服务上下功夫。
长期以来，地方政务业务都是中小银行的主战场，但随着投资增速的持续下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和去杆杠，政务业务的光环已然不再。从长期来看，政务业务仍然将在商业银行的业务版图中占有重要位置，原因有三：一是土地财政萎缩后政府收入趋紧，但政务存款仍然是地方银行重要的低成本负债来源，这在利率并轨背景下尤为重要；二是投资呈现周期性波动态势，未来仍可能进入新的投资扩张周期；三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模式短期内难以转变，各级政府仍然握有大量资源，在城市建设、产业布局、民生事业等方面发挥引领地位，例如非税、医保、社保、园区不仅是重要的负债来源，也是实现中小微和零售获客、对接数据资产的重要接口。
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模式数字化转型，智慧城市、智慧政务、数字政府、G端赋能等概念普获认同，当前全国有超过80%的大中城市明确提出或正在建设智慧城市。不久前，阿里提出要升级服务数字政府战略，从“网上政务”为核心的1.0时代走向以“数据化运营”为核心的2.0时代；腾讯则提出了政务云概念，要打造有温度的数字政府；建设银行提出G端连接，以“互联网+政务服务+普惠金融+创新应用”四位一体发展为统筹，成为国家信赖的金融重器。后续将出现基于数字政务以及智慧城市、智慧校园、智慧民生主导权的金融资源重新分配。可以想见，如果是将仅仅将政务业务作为负债来源，满足于延续传统业务模式，不能为地方政府实行全面科技赋能，在助力各级政府治理数字化、智能化进程中有所作为的中小银行恐将相继出局，政务业务会成为大型银行和互联网巨头的游戏，区域化银行应该在这方面投入更多资源，加快模式创新。
我国的银行基本都是全能型银行，即便是规模数百亿小银行的也无所不包、无所不为，甚至越小越激进，越与自身定位相悖离。在同业狂飙的时候，基于刚兑信仰，就有一些县级城商行大肆发展同业业务和表外理财，短期内资产规模飞速扩张，也集聚了较大风险。当前我国分层监管趋势不不断深化，加之后BS时代的金融逻辑演变，中小银行必须要作出抉择、杀伐果断。部分中小银行需要自剪羽翼、以退为进，回归自身最熟悉的领域和客群，划定自身的能力圈，成为某一类业务、客群和行业的专业服务提供商。
从民营银行发展来看，专业化特征已经非常明显。新网银行只做线上的消费信贷业务，金城银行立足公贷公存，微众银行主要从事消费信贷和小微企业贷款，民商银行致力于服务股东单位的数万家上下游供应链企业。从实践成效来看，目前新网、网商、微众的纯线上化模式比较成功，从线下来看尚需进一步的探索，未来更多是走线上+线下的发展道路。从美国的金融体系来看，利率市场化后出现了很多专注某一类客群的银行，大小不一，聚焦某类业务的如不动产抵押银行、住房按揭银行、房抵贷银行、财富管理银行、小微企业银行、硅谷银行，聚焦某类客群的如兽医银行，服务唐人街华人群体的银行。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在不断凸显；而在银行体系持续大型化、全能化的过程，专业聚焦的中小银行的价值和意义也将逐步凸显出来。中小银行通过局部收缩和聚焦，将业务聚焦自己最擅长、最具备优势、最能控制成本和最能产生客户价值的业务领域，这些领域或许是这些银行的传统优势领域，或许是别的银行不愿意介入的长尾客群，或者是必须基于地缘优势和持续深耕才能开展的业务，又或者是某一个银行具有天然优势和特殊禀赋的业务，从而构建起自身的能力圈和业务护城河。
当然，这方面的挑战要会持续存在，一方是长尾客户被越多越高效的通过金融科技手段获取，过去的大银行可能因为边际利润太低而放弃很多难以触及的长尾客户，但现在科技创新让这一切变得可能，边际成本很低；二是小银行面临的合规和科技成本会越来越高，如果达不到一定体量，或许就会因为规模不经济而无法生存。美国银行业一度面临这样的困境，近年来美联储对规模较小银行的监管正在初步放松，包括取消压力测试。今后，如何既有效强化宏观审慎监管，推动中小银行回归本源、服务实体，又不让中小银行背负过高的监管成本，这是监管需要考虑和平衡的问题。
此类银行规模一般在一千亿以下，大多未能完成全省布局，基于服务区域和行业的局限性和集中度，与地方经济和产业共振幅度大，未来会面临比较大的流动性和不良压力。刚兑的打破，会呈现出从同业负债向基础负债的扩散态势，虽然在央行的持续维稳下不至于引起恐慌，但部分负债尤其是大额负债的腾挪转移恐难避免，零售客户可能会逐步集中于资产规模50万以下，中小微客群也会促进下沉，负债收缩、区域和业务受限会加剧这类银行的缩表、利润收窄和经营困境。客观来说，在弱肉强食的金融市场，小型银行面临经营成本、科技成本、监管成本不断上行的窘境，真要构建差异化的发展模式极其艰难，走美国式的社区银行道路是一个可能选项，退一万步说将来如被大中型银行兼并也不失为一条出路。更多关注【中关村互联金融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