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明市气象台，李晓鹏台长把自己融入大气云图之上，犹如经历一次次“头脑风暴” 记者资渔/摄
李振荣在气象领域已工作34年，见证了气象采集分析仪器的变化。2012年机械双金属温度计退出舞台，走进气象博物馆 记者资渔/摄
在昆明市气象局，工作人员借助电脑收集各气象站上传的数据，观察大气云图的变化，得出分析结果 记者资渔/摄
昆明市委书记程连元批复的《关于昆明市主城区街道绿化灾情的紧急报告》的复印件，被送到了昆明市气象台台长李晓鹏的手中。
这份报告中提到，那场从2015年冬季蔓延至2016年春季的寒潮，造成昆明市内各类乔木死亡15万余株，地面植物死亡面积达160万余平方米。这些数字还不包括机关、学校、小区、部队等地方的绿化面积，损失就已经升级为“灾害”程度。
气候变化，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现实。气象时刻影响人们的生活，天上、地下，身边。在今天——第56个“世界气象日”，通过今年城市绿化树遭遇的这场灾害，昆明人或许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让李晓鹏等气象工作者担心的是，未来，天气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会慢慢的大，越来越突出。
1月23日傍晚，江慧敏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段下雪的小视频，当天午后，风雪侵袭了昆明。
江慧敏给这段小视频的配文是：“威武的预报，点赞。”在这之前，她还曾担心预报万一不准，“又要被朋友们说道”。当了11年的气象主播，每有天气变化“如约而至”，江慧敏就能获得一份成就感。但是，成功预报恶劣天气带来的却是担忧。
李晓鹏他们预料到了这场寒潮，却没想到它竟然如此强烈。“主城区持续0℃以下低温将近50个小时，是近年来最长的一次。最低温-1.9℃，虽未超过历史极值（1985年昆明出现过-7.8℃低温），但也是近些年来最低的一次。”
持续的低温，是造成这次绿化林木死伤严重的罪魁祸首。昆明市园林科研所高级工程师吴琳2月底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在我的记忆中，极寒天气造成植物大规模冻害曾发生在1985年，当时昆明的许多桉树都被冻死。这次冻害，是近3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在寒流袭来的最近一段时间里，昆明的平均气温较历史同期偏低。这儿的人和动植物都已适应了相对温和的气候，骤然一冷，不适应就立刻反映出来。李晓鹏略有感慨：“下雪时，影响最严重的就是交通。而现在，随着春季植物进入萌发期，寒潮对园林、作物的影响才逐渐显现出来。”
根据有关报道，此次冰冻灾害使一些树种的枝干全部枯死，部分林荫道路景观的效果消失。即便所有受冻害的树木今春均能萌发新枝，3年内也没办法恢复原有的景观。初步估计，这一次园林损失高达数亿元。
为了缓解这种影响，气象的历史数据很有研究的必要。未出现过的任何气象特征，都值得警惕。例如出现在2015年1月的暴雨，2009年、2011年明显偏低的降水。
将今年的数据与历史数据一平均，显而易见，近年来气温变幅更大，降水量与历史均值的差异更突出，单日降水极值屡创新高。甚至，原来的一些衡量标准，都显得有些跟不上变化了。“原来24小时内累计降水超过50mm就被称作暴雨，近几年，经常一个小时内降水就是30-40mm。”李晓鹏认为，二者虽同属“暴雨”的范畴，但它们带来的后果显然是不一样的。某一些程度而言，现在的暴雨显然比过去的更加“名副其实”了。
李晓鹏对比过近年来昆明主城经历的历次暴雨过程。他说：“昆明主城区只要一小时内降水超过20mm就肯定会内涝，排不出去嘛。”或许在更涝的将来，城市的“良心”——排水系统将面临更加大的考验。
今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被定义为“直面更热、更旱、更涝的未来”。中国气象高级工程师陈增会说，这是世界气象组织在历年气象日主题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趋势，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与过去相比，我们所处的环境已经变得热、旱、涝，且将来更甚。
这句话还可以作另一种解读：一旦对全球气候造成影响，人类就无法控制或者逆转这种影响带来的后果，只能选择面对。
滇中地区最高的气象观测站的全名是“昆明太华山国家基准气候站”，位于海拔2358.3米高度。
放眼更久的时间，显而易见，人类的许多历史都因天气影响而发生改变，尤其是天气足以改变战争的胜负。在欧洲，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军队都曾在俄国的严寒中吃了败仗；在中国，诸葛亮因雾而草船借箭，借风而火烧赤壁；在日本，多云天气左右了的爆炸地——美军轰炸机的目标本来是小仓市，但它的上空阴云密布，轰炸机不得不飞向长崎市，并在长崎上空的阴云中找到了一条缝隙……
天气对人类活动，尤其是航空方面有重大的影响。上世纪30年代的云南，昭通盐津人陈秉仁曾自编航空气象学教材，给云南航空学校的学员授课，书中论述的大部分原理沿用至今。他是云南近代气象事业的奠基人，后人们普遍以字号相称，称呼他“陈一得”。1927年7月，在考察了江浙地区后，陈一得在翠湖畔的钱局街53号自
创“私立一得测候所”，填补了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观测所相继停办之后的空白。1937年，私立一得测候所收归国有，更名“省立昆明气象测候所”，并迁址于太华山顶美人峰，延续至今。
今天，这个位于海拔2358.3米处，滇中地区最高的气象观测站的全名是“昆明太华山国家基准气候站”，原来的一得楼旧址被修葺一新，用作云南省气象博物馆。观测场边上的一块石碑醒目地标注着它的方位：东经102°37′，北纬24°57′。
这个经纬度的标注意义非凡。1934年，陈一得曾力推过经纬度的测定，并在云南留下了当时除北京观象台外唯一的原测经纬度确切点位置。这一点位在云南大学校园内留下了痕迹：在校园内士林道一侧，有一块立于1994年，标注着“云南第一天文点”的石碑。
2015年4月15日15时08分，甘肃省临洮县发生4.5级地震，不少人第一次听说“临洮”这个曝光率很低的地名。很多人不知道，1941年时，陈一得就曾当地考验查证临洮，并蜚声国内。
太华山气象站的大气探测工程师刘金福兼理气象博物馆的工作，他在许多庞杂的资料中得知，当时56岁的陈一得离开云南，远赴甘肃临洮，参加一次日食观测。在诸多科班出身的专家队伍中，他只算个“打杂的”。“但是后来，找星定位，大家都找不着，陈一得说他来试一试，结果一下找到了，大家才开始对他刮目相看。”刘金福说，后来在兰州举办的中国天文学会第十七届年会上，陈一得的演讲被排在第二个，“第一个是观测队的队长”。
今天，《临洮测日志要》的原稿还完好地保存在气象博物馆里。陈一得工整的毛笔字迹里，详细记载着从云南到临洮一路上的风土人情，甚至物价高低，都有详细记载。
需要在夜里打车上山的时候，他会带齐身份证、工作证，以打消司机的疑虑。有时，他还会配合出租车司机，去附近的派出所备个案。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陈一得身上具备深厚的匠人精神。太华山气象站站长李振荣说，气象基层工作太煎熬，要静下心来坚持干这一行，很不容易。
2004年，李振荣调任太华山气象站。那时，他已经在白马雪山上的中科院横断山脉考察队气象观测站品尝过孤独和寂静，在昆明和开远的工厂里做过环境评价，在人事岗位上处理琐碎的行政事务。他还在讲台上执过教鞭，做过防雷检测工作……回想起来，他更偏爱做防雷工程。“每做一个工程都一定会出现很多问题，很有挑战性”，有一点他很自豪：“站上观测场和棋盘山雷达站的防雷地网都是我布的。”
刘金福，自诩为“太华山人”，因为他的工作和大部分的生活都在这里。在远离市区的山顶上，交通不便是所有麻烦的根源。
“上世纪90年代这里才通上电，更早以前，连吃水都靠背。”后来，站上打了一眼320米深的水井，井底的海拔都足够睥睨城区。站上总共有4个人轮换值班，一个班5天，上山的时候，大家都自觉买菜、买肉，自己带上去。
更早以前，刘金福和站里的人得自己种菜，自己养鸡，应付饮食问题。“最讨厌干的就是打扫鸡圈，清理鸡粪了。”回想从前，刘金福忍不住笑。那时候，他刚到站上，情况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山上的松鼠经常会把塑胶水管咬破，要么补要么换；要进行观测，接到电话还要报送各种数据；要喂鸡，看见老鹰飞近了还要去守护鸡圈……他还推着小推车漫山遍野搜集石子儿，自己移栽花木。现在，山上条件已大为改善，从禄劝来的刘强夫妇承担起了种菜等一应杂活。每到傍晚，夫妇二人便在观测场边的菜地里浇水，就像在老家一样，过着田园生活。
在山上，最危险的是雷电。李振荣记得，1979年，当时大家还在一得楼里办公，忽然一声响雷，时任站长晕过去了。醒来时才发现脚边散着许多水泥块，抬头一望大惊——头上的楼板被雷击穿了。这个痕迹一直留到现在，那间房子的天花板有几块看上去很新。尽管多次修补，但它总会在下雨时漏水。去年，又重新做了防水处理。
2006年9月一天夜里，李振荣接到电话，说站里的高压线被雷击断了。那时他是站里资格最老的人，好些老旧设备的线路走向只有他知道，他必须赶到山上去切断线路。可是出租车司机一听地址，均以很多理由婉拒。直到拦下第5辆车，司机才答应拉他上山。
刘金福也有经验，需要在夜里打车上山的时候，他会带齐身份证、工作证，以打消司机的疑虑。有时，他还会配合出租车司机，去附近的派出所备个案。但他说，这些困难都好对付，“最难过的是过年、过节，山上都只有你一个人。”
站点位置太过偏远，站上的人都经历过更多孤独，更多的磨砺。七十九年前，陈一得全家随观测所迁址太华山顶，开始了以工作场所为家的生活。坚守中，陈一得感悟出气象工作的“三要”：要有恒、要耐劳、要忠实。今天，这一指导思想已成为太华山气象站的精神支柱。
通常情况下，昆明市气象台里每天都有4-5名预报员当班。电脑计算的数据结果需要会商，才能对外统一发布。
山顶上，新修的办公住宿楼自三年前落成时，伴随它的通常只有呜咽的风声和随风而动的松涛。
三楼办公室隔壁，有一间屋子被辟出来，陈列博物馆里放不下的老物件。李振荣摆弄着一个笨重的家伙，它有一个矮粗的笔筒一样的钟筒，拧紧发条，就会发出机械钟一样的“哒哒”声，钟筒外边贴着画满了刻度的温度自记纸，一个小凹槽里盛着墨水的笔尖，连接着后方的感应金属片。高度热敏的金属片随着气温变化产生细微的延展，牵动笔尖在温度纸上留下波动痕迹。这是“双金属温度计”，2007年出厂，每年校准一次。
2012年，太华山气象站升格为国家基准气候站，几乎实现了全自动化观测，那些或细致或笨重的计量仪都失去了用武之地。在李振荣看来，随之受一定的影响的，还有气象之精神。
站里还有两个年轻人，甘露是其中之一。这个1990年出生的大男孩盯着电脑，桌子上还摆着平板电脑和手机。山上没什么人可以说话，只有网络才让他觉得不那么无聊。目前他的工作就是基础数据观测，还是全部利用电脑，这让他感觉无聊。“没什么技术上的含金量，我感兴趣的是背后的东西。”他学习气象的初衷是“神秘”，但目前的工作给他的感觉大多是枯燥。
电脑上的闹钟每3小时响一次，这是唯一需要甘露出门的一项观测，依据结果，他要在电脑里输入关于云的3个实时变量。然而这项工作也已经简省多了，自动化以来，晚上8点到次日上午8点之间都不用出门。
每分钟生成一次，每五分钟传输一次的数据，只要网络和设备不出问题，就不需要人工干预。甘露知道，这份工作并不能给他带来热情，“因为这一些数据并不是因为我的作为而产生的。”李振荣能理解这种情绪，他说，自己在当老师的那一段时间里反而最有成就感：“我对别人是有影响的，我教得努力，学生的成绩明显就能提高。”
少了亲力亲为的机会，电脑的普及多少会让基层观测员感到失落。但对天气预报员来说，这是一件大好事——每一种天气过程背后都有海量的数据，假如没有电脑，计算工作将无比繁琐，尤其近些年来测量基站逐年增多，数据量也随之猛增。
李晓鹏每天的工作，就是跟数据、曲线、卫星图打交道。红外卫星云图上显示着云层信息，蓝色代表无云，红色代表有云且云层高度很高，土褐色是高度更低的云。相邻云层的颜色反差大，意味着云层之间高度有落差，易产生对流，进而产生天气变化。
正常情况下，昆明市气象台里每天都有4-5名预报员当班。到岗后，他们打开电脑，从不同的软件系统里提取各观测站上传的数据作为初始资料，代入预报方程，计算出来的结果预示着未来的天气情况。“计算结果并不是完全准确。”李晓鹏说，目前，市气象台的系统里有三个预报中心，每个中心都是不同国家不一样的地区通过你自己的经验建立的，“每个中心各有侧重，算出来的数据经常会有偏差，极端情况下甚至相左。”
天气实在太难以捉摸，差别大的时候，只能靠预报员的经验。但经验也因人而异，所以每个预报员拿出自己的结果以后，需要参加会商，对外发布统一结果。江慧敏从省气象台数据库里提取到的预报信息至少经过了两层会商，她的任务是将这一些数据加工成容易被大众接受的电视节目。
上一个冬天的寒流已经在电脑界面上远去了。现在让李晓鹏担心的是，在雨季来临前，云南将迎来最严峻的森林防火形势。而江慧敏担心的是来自地下的险情。民间通常认为“寒冬之后迎旱年”。长期与农业专家交流，江慧敏知道，长时间缺水会使地下水体干涸形成空洞，土地失去支撑，造成“天坑”和山体滑坡。
气象时刻影响人们的生活，天上、地下，身边。所以，“共担风雨，共享阳光”成了江慧敏从业多年来最真实的感悟。（都市时报 记者辛亚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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